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世界性的纪念活动非常之隆重。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历史不能不回顾、不能不不纪念，但更不能不反思，不能不比较。然而，纪念什么，反思什么，比较什么却见出了眼界和境界。比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汉奸为什么那么多？”的反思就比单纯地祭奠英灵，歌颂团结要深刻得多，那么，那些借纪念之名行肮脏之实的堂皇虚浮的庆典就更是等而下之。
不想肤浅，不想凑热闹，不想等而下之，就只有逼迫着自己多读了一些野史笔记，边读边哭，边哭边读，直到眼泪凝成了这样一个有些大，有些凝重的题目。
第一个让我不能安睡的是张自忠将军。
最早知道这个名字还是在经过几次修订的中学历史教材上，抗日战争一章当中的枣宜会战一节，那时候知道了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唯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所有牺牲军人中军衔最高者。这位誓死抗日并战死沙场，下令“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咬”的中国将军，不但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且得到了敌人的尊敬。
第二次熟悉这个名字是在《血战台儿庄》的银幕上，为布置徐州会战，李宗仁向蒋介石申请让“代人受过”的张自忠出山，张果然不负所望，接应救援了与自己有着差不多是血海深仇的庞柄勋，击退了不可一世的版垣师团。
后来还知道了他是抗战以来的“华北头号汉奸”。
再后来就是云山雾罩毁誉交加的历史评说。
其实，张将军是“汉奸”还是“烈士”于我已经不重要了，由张将军一人倒使我想起了整个的中国抵御外侮史上的中国军人，军人中那些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者；想起了整个的中国战争史的中国军人，军人中那些个或慷慨赴死或从容就义者；想起了整个的中国历史，历史上那些“担当生前事，哪计身后评。”的历史英雄。
汉之李陵、明之袁崇焕、太平天国之李秀成……
他们共同点都是“降将”、“叛徒”、“汉奸”、“变节者”……
在劲敌的日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将军，因为大和民族历史文化压根就没有生长这样的将军的土壤：大和民族对生命的漠视较之乃师中华民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死亡是他们的美学。所以在太行山战场上，当八路军总司令问打扫战场的将军有多少俘虏多少活口的时候，答曰“没有一个！”
在远敌的美国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将军，因为美利坚民族对生命的珍视是出了名的，生命高于一切，不要说战斗到最后一条生命，最后一颗子弹，只要看到寡不敌众就可以投降。“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是他们的名言。大到二战期间美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上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纳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两个曾经投降日军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小到《拯救大兵瑞恩》。
只有在中国，每临战争边充斥着一股死亡之气、悲壮之气、不祥之气。
其实，千百年来的中国将士在没有战死在两军阵前就先行战死在了中国固有的论理道德文化的阵地上了。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失败的英雄”，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因为我们从来鼓励的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没有为“两难”留下过可以回旋过余地。要么岳飞，要么秦桧；要么英雄，要么狗熊；要么成功，要么成仁；平凡的个体生命压根就是不存在的。
生为中国人，的确不易。早就准备好了一整套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的枷锁在等待着你。
生为中国军人，更是不易。正常的伦理道德之外更加一层军人特有的道德伦理的铁丝网在等着你。
生为乱世的中国军人，更是难上加难。“马革裹尸”、“效命沙场”、“站着死”似乎是唯一选择。
生为乱世，而且明知道“事不可为”而偏要有一番作为的中国军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那些被骂为“汉奸”、“叛徒”、“软骨头”、“投降派”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人们近于疯狂的爱国热情。
这就是我之所谓的历史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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